论人类下一代语言的可能—1.5符号使用的开始

语言的开始是创造符号。用一串发音，或一个线条组合，或者一个特定的手势等，来代表某个外在的对象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最初这是一个自发且有限的想法，神奇的是这是可行的，且效果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语言使用的第一个事实就是要构造媒介某一特定形态，用于代表某个对象或观念，构造不同的形态来代表不同的对象或观念。这里相互区别的媒介形态就是不同的语言符号。构造一个符号，用其代表某个对象或观念，这称为命名。今天当我们遇到一个未曾见过的东西，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问：这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个名称，离真正的了解还有很多距离，也会让我们得到暂时的满足。那些不知名的存在，总是隐约地让我们感到不安。给世界的每一事物一个名称，已是我们后天的本能。

我们的语言使用中，多数时候，语言符号的媒介形态与所代表的对象是二种不同的物理存在。文字只是墨水印迹的线条形象，我们用这种线条的构形对应视觉感知的不同事物，也对应听觉、嗅觉、味觉等感知的事物，以及想象虚拟的事物。对我们的心智来说，自然的趋向是希望语言符号的媒介形态与其所代表的对象间有一种可理解的联系。在口语开始的阶段，最先出现的词汇可能是拟声词，发音与实际事物发出的声音有相近音响效果的词汇。“书画同源”，最早的文字是与实际事物有相近视觉效果的文字。或者如中国的“仓颉造字”传说，仓颉用与动物足印相近图形的符号来表示对应的动物。儿童学习语言时往往不区分事物与代表它们的符号，或把符号看作其所代表事物的一部分。

（图1-2：中国云南丽江东巴象形文字）

语言符号媒介形态与其代表的对象间，如拟声、象形或其他感知效果上的关联，或其他外在方式上的关联并不是必需的，也不可能是必需的。我们可以用“羊”这个词的读音来指称发出“咩咩”叫声的那种动物；我们也用文字“羊”来指称它 或者我们用“羊”这个词对应的手势来表示。 汉语中“羊”的符号在英语中可以写成“sheep”，在其他语言中也可以写成另外的形式。“Word”一词与“Work”一词相差只是一个字母，二个词所指称的对象，其差别大到我们不会将二者拿来作什么对比。语言符号媒介形态与其代表的对象，二者之间可以只是在我们心理上发生关联，一种由我们心智能力促成，由社会约定承认的关联。这种关联用语言学界的术语来说是无理据的。在这种关联下，语言符号代表某个对象，更正式的说法是：语言符号指称某个对象或观念，或者标识某个对象或观念。

语言符号无理据地指称对象，意味着在形成约定前，可以在同一媒介下任意地构造媒介形态来指称某个对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尝试选用不同的物体或过程用作语言符号的媒介，只要所选媒介满足构造不同媒介形态指称不同对象的要求。媒介的采用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性是语言的一种本性。语言符号指称的无理据，对人类而言更像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希望语言符号的媒介形态与所指称的对象间有可理解的联系，仍是人类挥之不去的强烈愿望。在心理的因素之外，本书也认为上面的结论反证地来说更有意义：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普适的关系关联媒介形态与其指称的对象，我们将创造一种超级的语言。

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符号由“所指”与“能指”二个要素构成，分别对应着语言符号所表示的概念以及语言符号的音响印象。索绪尔的符号音响印象对应但不等于上面所说的符号媒介形态。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概念与音响形象都是心理层面的东西。概念可以认为是对实际事物认识形成的心理观念，音响形象是媒介形态留下的心理印象。文字从属于口语，所以媒介形态留下的心理印象可专指音响印象。索绪尔的观点引向把语言的使用更多看作心理层面的活动。从经验我们知道，一个文字符号是钢笔书写出的墨水线条，还是粉笔在黑板上的划痕，或者木棍在泥地上留下的凹痕，或者其他的形式，只要最后反差出的形状能与心理印迹吻合，我们就将它们都识别为同一语言符号。这是否也印证了索绪尔强调心理印象的说法？本书并不这样认为，这只是单独从局部的环节来说的一个事实。

表达时，总要形成符号媒介的输出。学习时， 要形成符号的心理印象，必须要先有物理的媒介形态。阅读时，先是识别媒介的形态，再对应心理印迹，才能唤起意义。在符号组合使用时，并没有预置好的整体音响，包括物理层面与心理层面，也没有预置好的整体意义。语言使用的过程总是需要从符号的心理印象操作到形成符号的媒介形态，或者从符号的媒介形态唤起符号的心理印象与意义。语言最简单的事实就是要利用媒介，且这里的媒介不像有些描述那样，只是一种被动的中介。相较于这里的心理主义，本书中媒介视角的语言观则带有物理主义的倾向，这在后续的章节会有更多的说明。完整地来说，认知中各类智力活动及成果，都是人类心智与特定符号使用方式的配合才能达到的，符号的使用方式则需要利用语言媒介系统来塑造。那么，二者的配合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