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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诫、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
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贰之；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谈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附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异月新，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史故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逐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况其他乎！
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顾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无人不废。《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辙东移，下逮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之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纠纷，人物庞杂，最为棘目聱牙，其难读更倍于他史，而一边为稗官，则童稚无不可读。夫至童稚皆可读史，岂非大乐极快之事邪？
然世之读稗官者甚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有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至兴废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兴废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瞢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夫既无与学问之数，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属予者屡矣。
寅卯之岁，予居家多暇，稍为评焉。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而依理论断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而亦不致贻嗤于博识之士。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故既为评之而复序之如此。
乾隆十有七年春，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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