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记事

人到中年，似乎触景生情的时候就会增多。前两天经过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突然就又想起了总编。

IT 媒体领域，可以只提“总编”而连姓都不用带的，应该非李超云总编莫属了吧。总编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中国电脑教育报》、《视窗世界（Windows World）》等多本报刊的创立者，也是赛迪集团终身荣誉总编。我有幸在职场初期被总编直接领导下 5 年多，算是总编在赛迪集团退休前的最后一批下属。我的很多职场习惯、特别是管理习惯，都是模仿和学习总编而来，这也让我受益终身。

一晃，和总编结识已是二十余年。认识他的时候总编已是满头白发，如今老爷子已是年过九旬，但言谈话语，似乎时光对他来说基本停滞，而我却已从风风火火的莽撞小伙，变为年近五旬的职场大叔。回望之下，过往的点点滴滴，虽已多年，却如镌刻于心的刀痕、如凝结于面的皱纹，虽平日不觉，但记忆的手掌拂过，清晰可见。

一，初识即挽留

2000 年 6 月中旬的一天，我走入位于恩菲大厦 10 层的《中国计算机用户》总编办公室。

当时我还是北京十一学校的计算机老师，工作不忙，一个月前有朋友推荐我来做这里的兼职编辑。入职很顺利，见了两个副总编，就入了职。当时杂志社不坐班，每周完成固定版面即可，我算是懂点技术，文笔也尚可，所以虽然是两边兼顾，工作倒也比较顺利。但只过了大半个月，我就因为要带学生会考发现两边的确不能兼顾，就找人力准备请一个月假；这时面试我入职的副总正好刚离开杂志社，而人力这才发现我入职时竟然填写的是专职而不是兼职，如此请长假必须总编批准。我脑子里闪现出那个开会时远远的坐在中心的那个白发老爷子，感觉完全和我跨越了 N 个阶层，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想安心做老师，上次入职是个误会，我辞职吧。于是我手写了一张短短的辞职信，就交给人力，准备交接。

但很快人力就找我，说总编想找我聊聊。我有点懵，但也不敢停留，就来到了总编办公室。

总编办公室其实就在编辑部隔壁，不到 20 平米，每周开评报会编辑部会到这里来，其他就是取版的时候可能总编会单独叫过去。我因为才做了两三期版，还没有和总编单独会面的机会；没想到第一次单独面谈，就是谈离职。

总编很和气，他当时刚摔伤不久，还不能完全脱离拐杖，就没站起来，但欠身请我坐在他对面。桌子上放着我那张手写的辞职报告。总编先问我为啥不打印，我说没想起来，可能还是习惯手写。总编笑了一下，就问我为啥辞职。我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强调自己还是想回去做个好老师，来这里只是做个兼职。总编听的很认真，然后就给我讲道理。时隔 20 多年，具体的话我当然记不起来，但几个关键意思还是记得很清楚：首先他看过我做的几个版，作为一个新编辑还是非常不错的；其次他从我的言谈话语，他相信我是个好老师，一定能交出很好的学生；但他也请我思考，像我这种在讲台上，又能影响多少个学生，而在《中国计算机用户》这种十几万用户的媒体，我的努力又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最后他还笑眯眯地提了一下薪酬。

过了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个片段，是因为我惊讶和震惊于一个那个层级、那个年龄的老者，要对一个几乎初次蒙面的25岁的年轻人说这么多；此外后来当我开始做管理时，我发现当年老总编的话里是很有“套路”或者说逻辑的——后来，我用这个逻辑和遇到的许多优秀同事聊入职和辞职，效果很不错。真心诚意+适当的技巧，这是杀伤力非常大的武器！

但当时，我正沉浸在自己的计算机在中学普及的“宏大”事业中，满脑子都是自己学生的计算机竞赛、学生网页设计大赛、学生电子杂志之类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有可能做到全北京最好的计算机老师……但无论如何，对我身边所有人都尊重和敬仰的总编——虽然我当时其实还不知道他的丰功伟绩，在他认真地和我聊了至少 40 分钟之后，我怎么也不能对这个满头银丝的老者坚持说出辞职的话。我向他提出请一个月假，然后回来上班的请求。他爽快答应，然后半开玩笑的说：你可不要下个月打个电话说不来了哟！我当时正在把总编还给我的《辞职信》叠起来塞兜里，听到这句话真的一哆嗦，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真心不知道老爷子是真看出来了还是开玩笑……

——虽然后面的事情和总编无关，但我还是想记录下来。那是另一个姓李的老者，“帮助”总编为我改变人生的航道。

回到学校，我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教育事业中，成果也很令人满意。几乎同一时刻，北京十一学校开启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号称要将教师平均工资提高一大截——现在可以公布的是，我当时在学校的全部工资大约不到 1100 元；杂志社的试用期工资则是 2500 元，承诺我的转正工资 3500 元，而且在杂志社工资还有其他收入至少 1000 元以上。我查了一下学校公布的资料，当时学校计算机教师 4 人，我如果能成为计算机学科的带头人，则工资也能拿到 3000+；而当时计算机组资历排在我前面的两位女老师一个快退休一个刚生完孩子，我其实早就是事实上的学科带头人。所以，每每夕阳下在学校操场散步，踌躇满志的我心里总在想，也许这辈子和那个白发老人不会再有交集了。

然而半个月后，人生给我又上了重要一课。学校的评定结果出来了，我排在计算机学科的第三位，别说带头人了，连那位刚生完孩子、Win95 和 Office 都还用不熟练的女老师都排在我前面。年轻气盛的我当时提出拒聘。

一周之后，我接到通知，和其他选择拒聘的十来名老师一起，来到校长办公室排队等候李金初校长召见。李校长虽然比总编小十来岁，但也是一位在北京教育界小有名气的老者。校长办公室和总编办公室差不多大，但校长办公桌上的书和材料高多了，我甚至只能看到李校长的脸庞。

等候的时间多久我忘了，但和李校长的交流时间不长，应该不超过 10 分钟，甚至更短。我记得的大概就两三个流程。

面对面刚坐下，李校长就直接敞开话题：这次的评聘结果，是学校多方权衡的结果。我的评聘成绩，在入职三年的新教师中已经属于比较好的成绩了。——这是事实，我承认的。

第二，学校对我的总体工作还是满意的，对我拒聘感到很可惜和痛心，希望我改变决定。我沉默。

第三，“你了解拒聘的后果吗？”这句话应该就是原话，因为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很震惊，我不知道李校长怎么就突然跳出了这句话。突然间我脑子就有点充血。我立即回答：”知道，我应该会把这三年在十一学校挣的钱都还回去。“我应该大概就是这句原话怼了回去。因为三年前我们有协议，我如果不待够六年，会有每年六千的违约金。而我这三年，攒下的钱估计也就一万左右。

后面聊了没有、聊没聊我已经没印象了。当我从校长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三年的付出和心血，以及对学生的留恋。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我还是感觉心痛。

大约三四天后的星期一，我就重新回到了《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正式成为一名专职编辑记者。

那份手写的《辞职信》，我保留了好多年，也许现在还在家里的某个旧信封里吧。

二、表扬和批评

加入赛迪的六年里，有五年半是和总编朝夕相处。这段时间也是我成长最快的几年。那两年我表现不错，同宿舍的同事都称我是总编爱将。但相对而言，与总编身边的一大票能力强、资历深、情商高的师兄师姐相比，我自知和总编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的。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希望自己和总编的“距离”更近一点。从这一点上，我的确领会到了所谓精神领袖的价值。

总编在公司是绝对的精神领袖，威望无以伦比，不仅仅因为他的资历、年龄，更因为他是真正的“对事不对人”——过了好多年，当我做了管理，才知道这五个字真正做起来有多难。所以总编的表扬就成了一种荣耀、批评就丢人。

我做教师出身，习惯早起，所以每天基本上8点半之前就到岗——当然坐下是不是真的工作就另说了。后来发现总编也是个早起族。总编1999年不慎摔伤，当时已经年近七旬，腿里还是嵌了个钢板，走路有点跛。所以当时在恩菲大厦的办公室楼下租了一个房间临时住宿；后来到了赛迪大厦，院长苟仲文专门给总编安排了一辆大奔作为他的座驾。无论住的远近，总编一般也会提前至少20分钟到办公室，然后在不到9点的时候，总编就会静悄悄地到办公室走一圈——不说话，就是看，估计是在看谁来谁不来吧。然后过半小时再来走一圈，同样只看不说。过了两三年，总编一次和我聊天，说我工作还是蛮勤奋的，我才猛然想起，估计与每天早晨发现我比他来的早有点关系。但我从来没感觉到总编对我有任何偏向，我难得受到的表扬，都事出有因；而且我能感觉到脾气性格和总编不太对路的其他编辑，只要做得好，照样能得到表扬。之后的数年，早上班的习惯都保留了下来，只是我没有像总编那样巡视，虽然我同样很喜欢早上班的人，因为我无法确保自己因为喜好就能在处理事务上公平。

总编评报，是最让我心服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议程。每周一下午，新刊物出来，总编就召集所有编辑，一版一版地翻，点评这一版做的咋样，然后最后评出一篇最好的文章，一个最好的标题，有现金奖励。总编评报，只看内容不看编辑，无论是谁、他喜欢或者不喜欢、资历高或者低，都有获奖的机会。所以那些年写好文章，固然有职业习惯、自己有上进心的原因，希望得到总编的表扬，也是一个小原因之一。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评报，是我和另一个同事做的一篇专题，的确是花了心思的。其中的题目，应该是《……的双螺旋》，用DNA结构做隐喻。总编对文章比较满意，但批评这个题目有点隐晦，说“一般人看不懂”，说如果题目再好点就应该是最佳了。当时我还是个小编辑，不服气，又不敢当面反驳；看了总编一眼低下了头。总编估计是看出了人群中的我不服气，就点名让我发表意见。我站起来说：“总编，双螺旋结构应该属于比较通识的结构了，中关村的标志性雕塑不就是这个结构嘛。”总编说：“中关村属于高科技中心，大家当然知道这个；但我们的用户面向全国，大家就未必了解了。”我硬顶着继续反驳：“这个我们中学都学的，高考都会考。”这句话把总编打动了，就问身边的几个副总编：“现在中学考这个吗？”这时我才想到，总编是刚解放就上的大学，那个时候还没发现DNA结构。在询问了多名编辑、确认中学课本早就写入了“双螺旋”之后，总编当场承认错误，并将那期最佳发给了我们。

2001年我升任副主编，开始做管理并负责一个板块，大致是企业级后台应用方向。当时我积极性很高，每周都写三四个版的文章。有一次做了一个电子商务的选题，采访了几个专家之后总结了观点写了篇文章署名“老杨”刊出。次周评报，总编先是表扬了这篇文章，然后问这个“老杨”是谁，我说是我，总编一愣，然后笑道：“你才多大呀，就这么老气横秋的。以后不要叫‘老杨’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晓阳’吧，初生的太阳嘛。“后来我“被迫”改用“晓阳”这个笔名，并被同事戏称为“御赐笔名”。之后总编单独找我，给我指点了这篇文章和当时版面的一些不足，然后说：“这篇文章你写的固然不错，但我还是不太支持版面里太多的文章都自己采写，要增加约稿的比重。就拿这篇文章来说，如果是某个院士或者知名教授署名的同样质量文章，影响力是不是更高？我们要为整体媒体的影响力负责，而不是为记者自己的名气负责。”——原话肯定记不住了，但大致意思没错。这句话我琢磨了很久，初始不服气，后来逐步理解了。不过笔名这个事情，在总编不直接管我之后，我还是很快恢复成了“老杨”，哈哈。

还有一个和总编的争议或者讨论，那就是媒体与厂商的关系。当时年轻气盛，深深觉得要有媒体人的自觉，要敢于揭露市场上的一些负面，给用户一个真实的面貌。每每看到其他媒体发表的一些批判性文章，不禁振臂。这就难免涉及到一些厂商的所谓负面新闻。总编的基本原则是“隐恶扬善”。当时我相当不理解。和他讨论，他也认真地回应；我看总编这一点相当坚持，就没敢“违抗军令”。后来自己做了总编，慢慢体会到总编的思路。一则他自己是伴随计算机行业从零起步的，知道企业的不易，不能遇到一件事情就恨不得一棍子把人打死；二则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是否偏颇，往往无从验证。因此，总编的原则是：不说谎话、不吹牛，但不轻易批判——当然，这个原则好像在2001年前后被时任院长出于经济因素打破了，公然在《中国计算机报》和《中国计算机用户》上刊登了某不合作厂商的负面新闻。当时稿子是通稿，集团下发必须照登。我当时还没资格了解详情，但个人揣测，总编恐怕不太同意这个方案。我后来自己做管理，虽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原则，也写过一些批评性文章，但脑子里总是有根弦：随时小心自己掌握的信息可能是片面的，要多说事实、少下结论。

当然，跟着总编那几年，也没少闯祸和挨总编批评。印象深的有这么几回。

做纸媒体6年，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2021年的两次。

一次是重稿。当时新闻版是轮流负责，每期要从上百篇素材中编辑出二十几篇，大部分要变成百十字的“豆腐块”。其中有两版，总编要求标题必须呈现数字，例如“某央企上马2500万ERP系统建设”等等；所以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搜集素材，然后汇总到一个共享文件夹里，由当值的两三个新闻版编辑整理。我是那几周新闻版的主审，负责最终质量的把控，最后提交副总编终签——当时总编同时兼管《中国计算机报》，不是每个版都看的。每篇稿子没问题，但问题出在，有两个版的文章其实是同一个素材，只不过是不同的编辑修改之后，标题和篇幅完全不同了——一个是近千字的大稿子，另一个是百十字的新闻；但仔细看素材是同一个的。当时单独看版的时候，应该两个版不是连续看的，就没注意。印出来之后，一版一版的连续看，马上就发现了。那是个周一上午，我记得当时冷汗就下来了——这个称为重稿，应该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了。我不记得我呆坐了多久，反正牙一咬心一横，就拿着刊物去找总编承认错误了。总编一听重稿，脸色立即很严峻，然后仔细看了两篇文章，脸色稍微缓和了点，应该是发现问题不算太明显；然后批评了我几句又安慰了我几句，就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来处理，就让我走了——我其实完全记不得他说什么了，那天上午都浑浑噩噩的。

还有一次是错的明明白白无可奈何的，就是出了一个“港澳台”错误。做过媒体的应该都明白，编辑的红线之一就是不能在正式媒体上出现政治性差错；我们是技术媒体，出现的几率不大，唯独涉及台湾产品和企业的时候容易疏忽。我那次就是讲一个存储产品，虽然注意了标注“中国台湾”，但依然和其他国家并列了。当时赛迪的管理制度很严格，虽然影响不算大，但依然罚款，记得是作为编辑的我罚300，然后上面副总编、政审老师、总编逐个罚款，总编最多。我红着脸去找大家挨个道歉。总编这次没责备我，说了几句“按说你平时这方面很不错呀，怎么这次大意了”之类的话就完事。其实我平时的确这方面还不错，但也的确不知道那次是咋回事；不过后来就再也没犯过。

还有一次印象很深。应该是2001年初，反正还没搬到赛迪大厦；有一天下午，一个卖光盘的人来到办公室售卖，我和几个同事热热闹闹的在办公室挑选。总编进来了，看到这一幕，脸立马黑了，劈头盖脸把我们训了一顿——为首的是另一个主编，也是我们心目中总编的“爱将”。我们几个低着头，静听总编训斥了一两分钟。等总编走了，我们相互吐吐舌头，继续干活……

【图：2001年秋，《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中干会与总编合影，时总编68岁。】

三、第一次陪总编出差

为什么每次到首都机场T2都会想起总编？因为好多个第一次都发生在那里。2000年11月我陪总编出差青岛举办一个电子商务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单独陪总编这种大领导出行，同时也是第一次参与组织会议，所以印象简直不要太深刻。

其实那也是《中国计算机用户》第一次举办研讨会。所有的筹办是一个临时小组，一个副总编牵头，抽调人员支持。除了我，其他两位组员都是女性，所以必然是壮劳力。当时印刷的事情异地还是麻烦，所以几位女士先行抵达准备现场，安排我最后时刻带着一大堆印好的会刊资料，与总编一个航班过去。

前几天忙忙叨叨做会刊，一直没空琢磨出差的事情。直到前一天晚上，我才意识到第二天要坐飞机，而且还要和总编一起，顿时有些发毛。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对于机场啥流程，完全不知道，也无从查起。没办法，只能先按下对飞机的恐惧——真的，当时挺害怕飞机的，好像2000前几年发生了好几起空难——找到自己的组长，仔细问流程，总算是大致有了点数。

第二天，坐上总编的专车，我们直奔机场。我也是那次才知道，总编因为腿不方便，只能坐轿车的前座——所以我第一次还开错了门。到了机场，办完登机牌，我想陪着总编去安检，却忘了总编是头等舱，他的安检流程不一样，所以其实是总编带着我走。我满头大汗手忙脚乱，期间还停下找证件让总编等了几分钟——现在想到那个样子，我都有点想笑。过了很多年，我也带着其他年轻的同事出差，我就总是想到那个场景。不过我的同事似乎都比我当年表现的好多了。

去程的飞机我完全没印象，估计一是紧张，二是时间短。下机同事早已等候，我总算喘了口大气。

青岛之行还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距离会议开始还有将近一小时，总编过去检查准备情况。各方面都还行，唯独礼物总编不满意，嫌太轻了——总编一直对读者和用户极其重视，虽然没有将“衣食父母”之类的字样挂在嘴边，但凡事肯定用户感受第一，这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副总编立即让我和另一个同事赶紧去附近的大超市，选择合适的礼品回来。可是，虽然会议规模不大，只有七八十人，但估计也要起码万把块钱吧——身上的备用金只有一两千呀。这时就看副总编很自然地就找总编要钱，总编伸手就从自己大衣兜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们，里面是一万块钱。我在旁边目瞪口呆！事后副总编告诉我，每次不管为啥出门，总编身上都会带一笔钱，以防不时之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年代的人用不惯银行卡，但这个习惯我可没学到。一则信用卡方便，二则，咱也没那么多钱呀……

那次出差给我的另一个感受就是总编的演讲能力。那次我承担各种内容素材准备，但给我的事项清单里没有总编的讲话稿。事先我问过副总编，她白我一眼：总编啥时候需要别人准备稿子过？会议当天我就知道了，总编讲话，你压根分辨不出来是即席发言还是事先自己写好了，总之轻松洒脱、逻辑清晰而且切题。之后的数年里，我自己组织的会议就有几十次邀请总编致辞，除了少数几次比较专业的内容要给总编百十字解释一下内容，从来没有给总编准备过发言稿。这个习惯我敬佩地五体投地，后来也不让别人给我准备发言稿。但哪怕到了现在，我也要简单在纸上或者手机上写一下基本提纲，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编事先准备过纸质发言稿！

之后，陪总编出差、见客户的机会不算少。五星级酒店的大餐去过，公司楼下的面条也吃过，国际巨头外企的老板见过，不太知名的小公司市场总监接待过，行业协会的信息中心主任也陪过。无论来者是男女老幼、资历深浅，总编永远是那副宠辱不惊、彬彬有礼、举重若轻。我就永远是一个小跟班，在旁边一边干活、一边打杂，一边还可以学习和欣赏。过了好多年，当我提到赛迪，还时不时有人和我提到，某年他到赛迪拜访过总编，对那个满头苍发、风度优雅的老总编印象深刻。我就心有戚戚地自得起来，仿佛对方在夸自己的家长……

【图：2002年前后，总编在参加会议。】

四、险些被总编拿下

2002年下半年，赛迪集团内部调整，《开放系统世界》和《网管员世界》两本月刊归入《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均由总编管理；这样加上总编此前创办的《视窗世界》，杂志社就拥有了一份周刊、三份月刊——大家戏称后者为“三个《世界》”，杂志社内部简称“三刊”。这其中，《网管员世界》因故在上半年停刊数期，原有编辑团队也士气低落，高层空缺。10月，总编就将我调到这边担任副总编，负责刊物的内容管理——当时《网管员世界》刚刚初创不久，编辑部只有四五个人，论规模、实力，和《中国计算机用户》都差距遥远，所以基本算是平调。但最大的好处是有更多的向总编汇报的机会——当时“三刊”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总编胡万进，以及统一的副社长郑桂红，除了每期的发稿会、评报会之外，还有每周的例会，总编、胡总、郑桂红和我们三个副总编参加。总编有个习惯，每过一段时间，开完例会就带着大家出去吃一顿，大部分是粤式点心啥的。此前我知道，但一般都是几个副总编参加；从这个时候，算是进入了总编的这个小“饭圈”。

月刊的总工作量，其实没比周刊的一个板块多多少，但工作量比较集中，而且毕竟自己是个整体，四封的设计、与发行的配合等等，我都得操心。而且我算是空降，论资历论年龄我都没有优势——原来的4个编辑中，三个资历都比我深，对我多少有点冷眼旁观的意思。我当时好胜心也强，不会、也懒得玩什么办公室技巧，就带着另一个编辑拼命干，恨不得自己编大半个杂志。每期杂志，我基本上要写好几万字、独立承担全部二校和三校，基本上每个月出刊的时候看版都看得要吐。如此折腾几个月，刚有气色，就遇上非典。记得很清楚，当时和郑桂红到厂商那里谈广告，对方都感叹我们胆子真大。

如此挺到2003年下半年，杂志渐渐走上正轨，广告销量超过了其他两个《世界》；团队人数也有所扩充。我自己也能感觉到自己各方面的提升，包括内容的总体把握、与销售的配合、团队的管理。那一年，我做出了好几个还不错的专题，独立策划和组织过研讨会，客户数量、类型和合作深度都大有提高；我完全改造了团队，原有的编辑全部换掉——我就是在这个期间第一次主动裁掉了一个同事，虽然是在总编“慈不掌兵”的提醒下自己纠结了一周才下的决心，而且回去自己难受好半天，但总算是在管理上渐渐不是个小白。我不再是那个在记者发布会上的提问举手都手发颤的小白记者，也不是一个出了几篇不错的稿子就沾沾自喜的小编辑，开始逐步向一个媒体管理者迈进。

2003年的年底邮政期刊发行期，总编投入一笔不菲的广告费在报刊订阅目录上，效果不错，《网管员世界》的订阅量成绩卓越，总编大为高兴。当时我踌躇满志，想象自己是不是也会像总编一样，在这本杂书上干十年、二十年。

意外总是在你最得意的时候来到。2003年底，赛迪提倡提高人员的学历水平、特别是管理层的学历。当时《中国计算机用户》一下子进来三四个博士；《网管员世界》也进来一个海归硕士。但估计总编觉得这还不够。应该是12月初前后吧，总编把我单独叫过去谈话，大致意思是《网管员世界》发展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但现在看我的视野和经验可能成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找到了一位学网络的博士，在华为待过，希望由她带领刊物迈上一个新台阶；希望我理解并辅助这位新副总编尽快熟悉流程，用3个月的时间平稳过渡。总编还是表扬了我这一年的表现，也帮我找到了一个新位置：做网管员世界的网站和论坛（BBS），并给了我3个新编制。

我完全懵了。

工作5年，我得到的基本上全都是称赞和奖励，这次的打击对我是巨大的，而且是来自我最尊敬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当时的脸色，但还是坚持着答应总编全力支持和配合；然后带着新来的女博士到办公室，尽量泰然自若地向大家介绍。

我不记得自己那天有没有早下班，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应该是哭了。当时我刚买了房子开始装修，租住的小屋里乱七八糟的，但我没心情收拾，只是坐在那里想为什么。我犯了啥错误？好像没有，这些年算是兢兢业业，功劳苦劳都有；总编有啥错？似乎也没有，他也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说的也是实情；那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我找不到答案，就只能想怎么办。似乎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

基本决定下来第二年开春就离开，我反而心定了下来。除了开始留心外面的机会，我给自己的要求就是踏踏实实做好最后这几个月，算是报答总编和杂志社这几年的培养。接下来的数周，我不敢说比原来更努力，起码一点没有懈怠。除了完成正常的出刊，还要手把手教新来的副总编组织发稿、审版、采写、编目，以及和发行一起跑邮局、和销售一起跑客户，还有每周的例会汇报；此外网站的事情既然总编开口了，那好歹也要做起来——虽然那个时候我估计总编不是重视网站，而是并没有打算让我离开，无论如何要给我个位置。于是我招兵买马迅速将三个人补充到位，BBS就搞了起来。周围的同事大多数对这个决定感到诧异，但出于对总编的威望等其他原因，只能私下里找我表示不理解、不接受。我只能咬着牙让他们尊重总编的决定，也不敢流露出任何自己想走的念头。

如此过了两个月，春节临近，那位女博士是技术出身，但对编辑这个行当完全是个小白，而且似乎也的确不太适合她。无论是自身的文笔、内容策划还是厂商对接，迟迟没有起色。我也很着急，但不能评价更不能告状，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教，然后给她兜底，确保出刊质量和合作不出篓子；例会和对外管理上，也自觉地将她排在我前面，我自己重点回报BBS的进展——那个时候做BBS的其实还不多，大家也不熟悉，不过看数字增长的还是不错的。总编不知道是的确觉得不错还是鼓励我的态度，对网站工作颇为满意。但总编似乎意识到了新副总编的过渡问题不小，应该是找她谈了话，并且宣布交接期延长一个月。

这时我虽然还没在外面找工作，但和两三个做市场公关的朋友透了点口风，大致了解了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虽然市场和公关不是此前自己的职业方向，但房贷压力是实实在在的的，起码要有一个稳定的饭碗。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自己漂漂亮亮地收尾，不希望这次交接有一点点的瑕疵。所以听到这个决定，我心态平静，只是告诉自己再忍一个月，然后就出去找工作。

但一个月下来，不仅是总编、胡总和我，连新副总编自己都觉得她恐怕难以胜任这个新岗位。于是，总编又找我单独谈话。这次总编笑呵呵的只说了几句话，其中的关键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杨呀，以前没觉得你做管理怎么样，但换了个人，感觉还不如你。算了，还是你来管吧。”——差不多就是原话吧，因为我印象太深刻了。虽然事后仔细看这句话好像也不算真正的夸奖，但当时的我听了这句话，那内心可是比听到自己带的学生获得北京市一等奖还舒坦！这可是总编对自己管理能力的认可！我也忘了自己咋回答的，猜测应该就是摸摸脑袋呵呵笑几声吧。

如此云开雾散，我也打消了离开的念头，算是皆大欢喜——那个女博士后来去了一个网络技术的研究院，我们还保持联系了好几年。

后来，当我准备离开赛迪的时候，老单位《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的领导来找过我，想让我回去——当时总编已经离开赛迪。他对我说起，对我认可的重要方面就是，在当时总编找人替换我的那几个月，我的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带情绪、不藏私、不拆台——我没敢告诉他我当时已经在琢磨走了，谦虚治愈，心里却在问自己：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总编安排的，我会这样吗？

我真的很庆幸我当年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留在了自己喜欢的岗位，而是体会到了一个正确做法的价值——此后的离职都不是总编安排的了，但我依然保留了这种风格，这使我收获了内心的平静，以及和所有前老板、前同事的友谊。

【图：2004年12月给总编庆生，我代表《网管员世界》给总编送上礼物。】

五、分别之后

2005年春节之后，集团传来一个重磅消息：所有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不再返聘。总编当然是最为瞩目的一个。3月，总编被授予“赛迪集团终身荣誉总编”并将在一个月后离开的消息最终确认。

整个3月份，《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社和“三刊”都洋溢在一中无可名状的混乱中。总编依然泰然自若谈笑风生，平稳地交接各项工作；但我们这个层级的人却有太多的纠结。决策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新领导也很快就位，是从《中国计算机报》的一位副总编空降过来。未来会怎么样？我脑子里也是茫然无措。

3月中旬，三刊给总编开了一个送别会。我们做了一本册子给总编，我写了《您是一棵树》的小诗放在开头。现在回看，不敢说文采，但基本就是内心所想。

离开总编的日子，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毕竟日子总要过下去。总编“二次退休”之后并没有休息，又被聘请到了另外一本民营的杂志社去。总编离开之后就从来不找我们，我想他是有意避嫌；但耳边时不时传来有老同事去投奔总编的消息，我也犹豫过，但总编现在杂志的内容和我的专长不太吻合，我就没动。但后面的工作的确不太顺利，不知道是新领导的风格我不适应，还是我们俩的性格有不对付的地方，总之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2005年底，我基本确定自己要走了。正好，老领导胡万进也离开了赛迪，到一家数码媒体，邀请我过去。我同样犹豫，舍不得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企业IT。我想了想，给总编打了电话，咨询他的意见。总编开始委婉地表示他不方便发表意见；但听我说道我肯定要离开、只是找他咨询去哪个方向的时候，才给了我一些意见。具体意见我其实忘记了，但最终我拒绝了胡总，继续等待机会，直到次年初加入51CTO。

总编的生日是12月12日——其实好多年之后，总编对我说其实不是这个日子，只是阴差阳错大家都按照这个日子纪念了。他离开赛迪之后的好几年，每年依然有人张罗给他庆生，每次来的人都过百。我看到了许多传说中的人物，那都是总编此前曾经带过的“兵”，如今分布在各大媒体或者企业单位的高层；我觍颜其中，甚是惭愧。

一晃总编从70岁到80岁，总编一直在工作，毫无停顿的意思。你时不时会在不经意之间听到他的消息。大约十年前，一个老同事见到了总编，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他对总编说论起辈分他应该管总编叫师爷，因为他是老杨带出来的，总编大笑。我听了也莞尔，似乎看到了老爷子开怀大笑的样子。直到85岁前后，总编才彻底退了下来，在家休养。

我这些年时不时给他打个电话拜节或者拜寿，也和老同事去找他吃过饭。能看出，总编还是很开心见到我们这些老同事。令人无比钦佩和羡慕的是，总编的思考和谈吐一如往昔，似乎这20年他的年龄冻结了一样。2017年我去他家里拜望，已经时隔四五年见到他，总编真的一点没变，谈笑风生——谈话的节奏依然是总编在掌控，两个人都很快乐。

每次打电话，等我问安完毕，总编也总要问问我的情况，给点小建议——他从来不肯亏欠别人，只能他多给予点给别人。当年共事期间吃饭，当然都是他掏钱，用他自己的话说：“等你们啥时候工资比我高了再你们掏钱！”等他退休了我们见面吃饭，他照例坚决不让我们付钱，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养家不容易，自己掏现金结账。2017年那次上门，总编临走还塞给我一套别人送的饮料卡，说给我女儿喝，我后来发现现金价值比我带的礼物还高。两年前正好和他家公子产生工作上的交集见了面，我买了盒礼物托他转交，结果连连摆手说：老爷子从来不允许我们代收礼物，任何人都不行！我当天晚上给总编打电话，总编说礼物就算了，你能时不时打电话就非常感谢了，结果那盒礼物到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去年还是前年，聊起来他提到前几年被一个老朋友骗了一笔钱，恐怕要不回来了，言谈话语之间唏嘘不已的，不是钱财，而是为几十年的友谊就这么完了。

但总编最近几年怎么也不让过去看他，我在想是不是总编不愿意将自己不那么潇洒的样子展示给人看——毕竟年岁不饶人，总编也在逐步老去。2017年的时候，他说大夫诊断他的瓶颈在心脏，按照当前状况预计能活到90左右。2019年聊天的时候他聊起他最近腿疼坐起了轮椅，应该是当年摔伤嵌进去的钢板出了问题，他慢悠悠地说当年大夫拍胸脯说手术非常成功，说“20年没问题”！我过了一秒才反应过来，大笑起来——因为总编1999年摔的，的确是20年了，人家大夫没吹牛！我想总编在电话那头是不是也是微微一笑，总算这个梗有人能听懂~新冠疫情的时候总编一度非常危险，我看到了他儿子的朋友圈才知道，赶紧打电话，老爷子依然慢慢悠悠乐乐呵呵的给我讲他差点没回来的过程，似乎在讲别人的事情。疫情之后打电话，总编说已经不能走动了，大部分时间只能躺着了；但说话依然乐观，还在提醒我要乐观、要锻炼；我“反驳”他说您当面总向我们炫耀您的“生命在于静止”——总编当年不知是因为不良于行还是的确如此，总是静悄悄在那里坐着休息，所以常这么和我们开玩笑。今年中秋问安，老爷子罕见的只说了几句话就要挂，说要去打麻将，我大笑赶紧挂了，心里既高兴又纳罕——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编打麻将，真心好奇他打牌的样子。

每次和总编打完电话，我就想起我父亲。总编比父亲大四岁。我很幸运，一辈子有这么两个睿智的人在那里，可以随时请教、随时学习；而且永远不担心他们不倾囊以授，不担心自己没有收获。晚年父亲脑梗已经不能充分交流，但还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可以每年有那么十来天推着他慢行；总编却不会给我什么机会报答这些年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我只能每年陪他聊几次天，祝愿老爷子能永远健康、开心。

【图：2017年去总编家中探望合影。时总编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