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之怪现象: 农村村干部选举过程中的乱象 All In One
社会上的怪现象之农村村干部选举过程中的乱象
原因剖析
- 村民
选举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当前的村民选举制度体系，对充分实现村民选举权而言仍不够完善。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
第一，缺乏一部系统的《村委会选举法》。立法者仅在《村委会组织法》第3章规定了村委会的“选举方式”，数量之少、内容之简约使得村庄选举时常面临无“法律”可依的局面。实践中，为了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大量的、涉及村民选举规则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但都存在效力位阶不明，过于陈旧等问题，因而，有待清理。
第二，既有的法律条文过于原则化，尚待细化。例如，《村委会组织法》第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然而“指导”“支持”“帮助”“干预”“协助”均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这为政府不正当“干预”村委会选举预留了空间。
第三，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制度不够健全。当村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遭受威胁时，他们应当有权向特定机关请求救济，否则权利的存在便没有意义。当前，村民选举权的救济实践时常处于困境。例如，当乡级政府在选举中不积极履职或干预村庄选举时，如何寻找中立的第三方解决纠纷便十分棘手。
- 村社共同体属性的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积极参与城市化，农村日渐“空心化”。社会流动弱化着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对村社的依赖性。对此，少数村民在选举中通常以放弃选票或者委托他人投票的方式行使选举权，这些都使得村民选举权形式化了。
此外，国家取消农业税费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让村集体与村民的关系越发松散。取消农业税费之前，村委会负有协助乡镇收缴农业税费的义务，农民则负有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费的义务。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村委会打交道，而村委会亦可以征缴农业税费的名义，提留村集体用于发展生产、兴办公益事业等费用。然而，取消农业税费后，村委会财权削弱，无力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加之，为了避免村干部中饱私囊，通常由乡镇政府直接将救助、补贴等公共品发放至村民手中，这进一步弱化了村集体与村民的关系纽带。
与此同时，少数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感降低。选举实践的基础便是村民有较强的共同体认同，但个别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实践变得冷漠，且少数村民参与选举实践的动力不足，村民选举权趋于形式化。
- 选举环境被两种力量异化
村民选举权进入乡村社会后，常会与村庄内部的结构性力量发生激烈碰撞，其民主价值被消解。当前，主要存在两类力量异化着村庄的选举环境。
一是宗族势力。在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庄，这类结构性力量对村民选举权的实现通常会产生一定的异化效应。对宗族成员而言，选上“村干部”不仅意味着今后有更多机会可以为宗族谋利，而且有助于宗族“面子”“声望”的长期存续。因此，他们在选举中表现活跃、积极。宗族成员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强于其他普通村民，某些地方的村委会甚至常年为宗族势力把控，对此，普通选民对选举结果通常“没有期待”，也无法期待自身被选为村委会成员，部分村民的投票选举权趋于形式化。
二是富人阶层。其基于财富积累形成的“经济权力”构成一类结构性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村庄选举实践。对富人阶层而言，一方面，当选村委会成员意味着如下“收益”：掌握集体资源的分配；与上级国家机关联系、交流机会的增多，有助于进一步扩大社会交往圈子和影响力；自身“面子”“声望”的增加。
另一方面，在个别经济发达地区或者资源充沛地区的村庄竞选颇为激烈，富人阶层通常为此投入大量资金，通过给予好处或者承诺给予好处的方式（更有甚者，以直接贿赂的形式）动员村民为其投票。对此，村民则形成了“谁给利益多就选谁”“待价而沽”的行动逻辑。这排斥着经济实力不足或者没有经济实力的村民参与政治，而且，村委会选举变得“商品化”了。
- 党政机关对村庄常规治理的介入
当前，随着我国选举实践日渐规范化、程序化，党政机关直接干预村庄选举实践的乱象越来越少，但党政机关对于村庄常规治理的介入、管控在一定意义上耗损着村民选举的民主效应，挫伤着村民的选举热情。
在实践中，村党支部经常以“领导”的名义插手村庄的常规治理，这弱化着村民自治效应，挫伤着村民的选举热情。与此同时，乡镇政府不仅在日常业务上“领导”着村委会的工作，而且负责村委会开展工作所必要的开支和村干部的薪水，这些都使得民选的村委会实质上异化为“准行政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别村民口中的“选谁不选谁，区别并不是那么大”这样一个说法。
- 民主配套制度发展不充分
村民选举自由与平等的实现，离不开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环节的发展和完善。
观及当下中国，虽然立法者已就村民选举创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选举制度，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制度发展不充分。缺乏民主配套制度的支撑，村民选举权存在虚化的危险。
例如，由于民主监督的不足，村委会成员在任期内不免有腐化、堕落的可能性，无法对村民选举实践形成一种持续的正向激励效应。又譬如，当村民无法参与村委会决策时，村委会的决策通常未能真正体现村民意志，村委会成员通常也未必真切地维护村民的利益，长此以往，便伤害着村民行使选举权的热情。
因此，若欲充分释放村民选举权的价值，民主配套制度的发展、健全颇为重要。当前，村民选举与村委会的日常治理未能形成一种“互动”效应，使得村民选举权的意义趋于形式化。
新闻报道
农村基层发展党员乱象:有些支部竟成了支书的"自家后院"
2018-02-04 07:48:45 来源： 半月谈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蓝图，目标催人奋进，使命呼唤担当。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8900多万名党员，这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围绕这一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目标、新定位、新要求，半月谈组织记者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行了深入调研。
记者调研发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重大举措，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不断夯实，基层组织的活力与战斗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更加显现，得到了广大基层群众的认可和信任，基层党员的自豪感不断提升。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在具体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基层发展党员问题上，个别农村支部出现的现象令人担忧，有些问题甚至具有一些普遍性。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启动之际，这些问题如不加以重视，可能会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群众的获得感，掣肘乡村发展的进程，阻碍基层组织力的提升。
缺合格党员，缺优秀人才，缺好带头人
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党心民心、不断落地生根，各地基层党组织坚持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严把党员入口关，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记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发展党员优亲厚友，优秀人才被拒之门外，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老弱病残严重，组织生活有名无实，甚至被黑恶势力把控，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仍有不少隐患。
而根源还在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优秀人才外流，以至于农村党支部建设中缺合格党员、缺优秀人才、缺好带头人。
入党门槛低，党员素质堪忧
有一些党员文化水平非常低，入党申请书都不会写，上台去读都读不通顺，字都能认错。有的抄网上的入党申请，甚至把名字地址都抄上去了。
“关系好”能入党。西部某省一个村的第一书记介绍，因区划调整，2016年7月，另一个行政村被并进本村。据他了解，在被并入的村中有一名党员，既不识字、又不讲理，喜欢惹是生非，群众基础很差，但当初因为他与村支书关系较好，就顺利入了党。
西部某省份驻村扶贫队一名队员对记者说：很多时候，支部书记和谁关系好，就让谁先入党；如果支书跟你玩得不好，他就会说今年名额不够，让你明年再写申请。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就出现了很多素质不过关的党员。
我们帮扶的村寨有一名党员扎某（化名），今年30岁了，属于文盲，没读过书，在村子里也很懒散，不爱干活，在这个深度贫困村寨里都算是比较后进的年轻人。
党支部找他去带头参加劳动，他就直接提出：“我不当党员了，你们拿给某某某去当。”
“够蛮横”成优势。西部某县一名有7年党龄的农村党员邵某说，农村党员总体来说是好的，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村有的党员就吃喝嫖赌，有的还是村里的地痞流氓。
这些人说不定在乡上说话比支书还管用，他想要入党，村支书都要给他点面子，没准还会给他弄个什么职务。
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有些村支书也愿意他们入党，因为他够蛮横，一些工作推动得起来。比如村里修路要占谁家的田，这家如果不愿意，他没准就会动手威胁，用比较野蛮粗暴的方式去开展工作。
“拉人头”凑任务。秦巴山区一个贫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说，由于村里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没有合适的培养对象，他们村已经5年没有发展党员了。按照镇党委要求，去年需要发展一名年轻党员，恰好该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暂时回村休整一段时间，村干部就立刻上门做工作，很快将之发展为预备党员。
“按照正常程序，应当是本人先写入党申请书，之后再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但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这些环节的时间只能压缩，连入党申请书的时间都是往前填的。”这位第一书记坦承，这类情况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并非个例。
“我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在个别地方，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发展年轻党员的任务，有村干部主动上门劝说年轻人入党，甚至给予其一定承诺和好处。”一位党建研究专家告诉记者。
“一言堂”先定调。西北某省一位农村党员透露，前些时候，该村党支部开会讨论接收一名预备党员，村支书先定下调子，但讨论的人选还不是入党积极分子。在无记名投票环节，有3名党员甚至没有领到表决票，“在村支书的坚持下，最终还是通过了。”
“现在我们开会讨论发展预备党员，连人都不认识，面都见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农村党员老叶说，“现在基层发展党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我觉得应该规范起来，开会时让积极分子都互相介绍一下，充分了解下情况。”
支部小圈子，战斗堡垒变味
“自家后院”，发展党员优亲厚友。记者在北方某市城乡接合部一个村采访时了解到，该村原支书2014年因妨害公务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被开除党籍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该村多位群众向记者透露，这位村支书在任1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党支部变成了“自家后院”，大多在亲戚朋友和“自己人”中发展党员，俨然成了“党内个体户”。
如果一些党员“不听话”，其组织关系就被强迫转出该村。久而久之，该村党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此人的亲属或亲信。
该村一位曾担任过村委会副主任的人说，为使一位亲信的儿子顺利入党，这位原村支书曾在村里策划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让人专门拍下亲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场景，以此作为“良好表现”，助其顺利入党。还有一个人在外开设赌局，因其父与原村支书关系密切而顺利入党。
“虽然原来的支书被判刑了，但当初他发展的党员都还在村里，影响还在。有的党员就没个党员的样子，更别提什么先锋模范作用了。我们是看在眼里、痛在心头！”有村民无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农村党员老叶告诉记者，他们村有10名入党积极分子，其中一名老师大学毕业比较优秀，但开支部会议发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凭、在村子附近当保安的普通年轻人。“他是支书家的侄子。”老叶说，当天晚上，支书召集全村党员开会，讨论选出一名预备党员，支书明说了就要大家选这个人。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选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几个入党积极分子都比他优秀。这几年发展党员要求很严格，但我们书记上任这四五年来不光发展了他侄子，还把他儿子也发展成了党员。”老叶说，在他家附近村子的党支部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党支部发展党员，书记会提前说让大家选谁，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开店”，优秀人才拒之门外。多位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书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发展党员时将优秀的人才拒之门外，甚至凭个人好恶发展党员。
“有的村支书当得时间久了，眼界受限，产生了错误的观念‘你比我行，我就不发展你’，怕对自己形成挑战。”西部地区一位乡镇干部说。
据他介绍，该镇有一名群众日常表现很好，一心为乡亲们服务。在近年当地一起洪灾中，该群众曾跳入水中英勇抢险，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尽管这位群众写了多年入党申请书，但因为所在村的支书总是提反对意见，一直未能入党。
农村党员老叶说，之所以说一些基层党员素质差，一个原因就是村里优秀的人反而入党难。在村里面当干部要看家族的，谁家里人多，谁的票就多。基层党支部每三年换届一次，书记把家人拉进来做党员，投票选支委时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干部“黑恶化”操纵控制村两委。为保障山东农村“两委”换届顺利进行，山东省打黑办依法严厉打击农村地区黑恶霸痞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组织力量对全省8.29万个行政村和30.37万名“两委”成员进行“拉网式”排查，对有违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两委”成员逐人建立台账，侦办村干部涉嫌黑恶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击处理村干部47名，其中村书记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龙江省纪委通报的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
于福祥把曙光村当作“自留地”和“独立王国”，大肆贪占公款，腐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2亿多元。于福祥属于典型的“村霸”，横行乡里、欺压群众，2010年7月，纠集社会闲散人员20余人，将哈尔滨市农电局4名工人砍伤。
于福祥被审查期间，对抗组织审查，并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2017年6月，于福祥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位熟悉情况的工作人员介绍说，于福祥集人财物三权于一身，拉拢自己的亲朋好友入党，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组织生活形同虚设，民主决策也成了“一言堂”。
记者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2017年11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农村地区黑恶霸痞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危害基层组织建设。
有的农村黑恶霸痞势力借助家族、宗派势力，操纵、控制农村“两委”换届选举，把持基层政权，侵吞集体财产，强占集体资源，为个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横行乡里，欺压、迫害百姓，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党员老弱残，先锋模范难当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党员年龄老化后继无人、文化程度偏低、带动能力不强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个乡镇，全镇28名村支书中50岁以上的就有24人，没有一名40岁以下的村支书。该镇一位村支书说，他们村29名党员中有13名流动党员，在村里的16名党员，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就有6人，平时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集体学习的不足10人。党员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还有个别文盲。
“在家的党员里，绝大多数都不会上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写材料。每次组织党员学习，大家都很认真，但毕竟大多数都是老龄党员，学完之后的带动效果比较有限。”这名村支书说，该村近两年来没有收到1份入党申请书，因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无人可发展”。多位从事组织工作的基层干部分析说，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出现的老化、边缘化、后继无人问题，与农村整体人口结构密切相关。
在不少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空壳化现象普遍，集体经济不振，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留守在村里的普遍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如此一来，党支部很难有发展对象，即使有优秀的人才向组织靠拢，因大多流动在外，党组织也难于考察。
“确实有个别村干部出于私心，担心权力和地位受到挑战，不愿意发展党员。但实事求是地说，农村基层组织老化、弱化，更多的是无人可发展。”西部一位乡镇干部这样认为。
西北某国贫县县委组织部干部介绍说，去年该县发展农村党员的工作重点是向3年以上没有发展过党员的村子倾斜，但全县还是有17个村发展不出党员，“因为确实没有合适的苗子。发展党员不能在矮子里拔将军，宁缺毋滥。”
记者调研发现，农村人才外流、村组干部年龄老化、年轻干部跟不上等问题，在一些落后地区更为明显，给农村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
东北的一位乡镇干部说，农村基层党建普遍面临老龄化，尤其是农村“两委”班子面临接班问题。选好村党组织带头人，是摆在县乡两级党委面前的突出问题。
开会人难齐，组织生活随意
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有的地方过半党员不在县域境内，很难召开一次全体支部大会。
在北方的一个农业大县，一位村主任告诉记者，全村16名党员，居住在村里的有7名，其中还有2名不常住。一位镇党委书记说，镇内一个合并村，党员相对较多，现有党员74名，如今在县域境内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几年不回来一次。
这些村的基层干部表示，过半党员在外地，很难组织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有的村相对好点还能召开支部大会，有的地方支部大会开不起来，组织生活会也不按时召开。
北方一农业县组织部干部介绍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减少，目前，全县农村党员1392人，常年在村里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县域外，党员居住分散，导致农村党员组织生活难开展。
“开会都找不全人，这会咋开？”一位基层党员说。（半月谈记者：陈晨 庞明广 王建 蔡馨逸 叶婧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2期 ，原标题：《有“形”无力的农村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