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常在职场上，当然比拼的是能力和业绩，但偏偏有人比较倒霉，可能被小人陷害。这可不光是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战国时代的人一样会遇到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战国时代的一个故事，齐国田忌，田忌这个人你可能不陌生，就是著名成语“田忌赛马”的那个田忌。他为齐国三战三胜，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被当时齐国当政的人邹忌陷害， 陷害他谋反。这问题可就严重了，好，问题来了，被小人陷害了该怎么办呢？
田忌为齐国三战三胜，但真正的敌人却在国内：邹忌设下圈套，诬陷田忌谋反。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邹忌派人带着重金，到集市上找人占卜，话是这么说的：“我是田忌的人，我们田忌将军已经三战三胜，现在想要做事，不知道可不可行？”
这话说得过于含蓄了，“想要做事”，到底要做什么事呢？
《资治通鉴》的原文是“欲行事”，如果追溯一下史料出处，《史记》和《战国策》的措辞是“欲为大事”。历史上凡是提出要做“大事”的，基本上不是扯旗造反就是谋朝篡位。
做“大事”之前先要找人占卜吉凶，这是一项一以贯之的传统。但以田忌的地位，就算真要占卜，也会在自己家里请自己的占卜师来做，不可能派人到集市上随便找一个算命先生。
但问题是，这种事情过于严重和敏感了，以至于国君的态度往往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国君就算对被告表达出“信其无”的态度，被告也未必敢信。
田忌和邹忌这一将一相，显然走不上“将相和”的路线，只能彻底撕破脸，拼个你死我活。
这种局面，实在是人类组织结构里的一个经典模式，不但在历史上还将不断重演，而且在日常生活里出现得也很频繁。田忌要解决的是一个很容易引起共鸣的问题：被小人陷害了，该怎么办？
好人教育给出的答案是：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子斜。
郡县制传统里的标准做法是：相信朝廷，圣明天子一定会主持公道的。
田忌该不该这么做呢？我们来看一部书，明朝学者陈绛的《金罍（léi）子》。
陈绛，字用言，写过很多历史评论。这些内容后来汇集成书，书名《山堂随钞》。所谓山堂，应该是指陈绛在金罍山边的宅子。后来陈绛的同乡学者陶望龄把这部书重新编辑了一遍，改名《金罍子》。这部书里，陈绛是这样剖析的：田忌只要怀着诚心，在头上抹上泥土，换一身囚徒的衣服，投案自首，积极配合齐国的执法部门，把全家百十口人的死活全部交由朝廷定夺，那么，真相不难大白，倒霉的只会是邹忌。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邹忌耍的阴招实在太低级了，有悖人情事理。
但邹忌不傻，之所以敢耍低级招数，就是因为笃定了齐威王不可能查清真相，而田忌这边，之所以没敢降低姿态等待朝廷发落，也是因为不相信齐威王能查清真相。但齐威王不是一代明君吗，当年明察秋毫，重赏了人人指责的即墨大夫，烹杀了人人称道的阿大夫，怎么现在就变得老眼昏花、是非不分了呢？
一切要素都没变，唯独齐威王变了。
今天我们读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推理小说，很容易陷进一个误区，那就是坏蛋在陷害别人的时候，诡计总要设计得天衣无缝，让被害者百口莫辩，然后，高明的侦探出场，从某个极其不易察觉的细节入手，一步步揭穿整个弥天大谎。然而现实中的诡计往往更像邹忌的安排，稍有头脑的人都能够轻易看穿，就算一时看不穿，至少也不会轻信。但是，只要这个诡计涉及的利益够大，就不难让当事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各种情绪、偏见、猜忌也往往不着痕迹地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把易解的问题变得难解，把细小的乱局变得无法收拾。换句话说，邹忌并不需要搞出什么缜密布局，而只要播下一颗怀疑的种子，齐威王自己就会把这颗种子迅速培养成一株参天大树。
田忌到底该怎么做呢？陈绛最初的提案不但是齐威王会喜欢的，也是历代君王都会喜欢的。田忌一来应该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二来应该相信上级领导和公权力一定会主持公道，三来应该相信纸里包不住火，真相总会水落石出。但如果要等到自己被杀之后公道才还给自己，真相才水落石出，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吗？
这样一分析，我们觉得难题全在田忌这边，但其实齐威王也不好办。
如果田忌真的解除武装，主动请求审理，齐威王真的能审吗？如果审出了真相，难道就真能公事公办，把邹忌这位国家总理按律治罪吗？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邹忌主持朝政多年，这种岗位可不方便轻易换人，一方面就算还了田忌清白，田忌也会对齐威王离心离德，因为田忌正常的思考逻辑应该是这样的：难道非要等证据确凿你才肯相信我吗；难道你因为一个外姓人就来猜疑你的本家亲戚吗；我为齐国立下这么多的汗马功劳，尚且得不到你的信任，我今后应该何去何从呢？
所以，站在齐威王的角度，邹忌给自己抛过来的其实是一个经典的管理难题，而经典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不管心里相不相信田忌，都不能审，对问卜人也不能审，而要马上把问卜人解送到田忌的军营，由田忌自行处理。从中传达出来的信息是：我完全信任你，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我对你的信任。至于事后要不要做秘密调查，怎么都得等到事后再说。对邹忌的态度是：邹忌这个人嘛，心是好的，只是误信人言，来来来，必须罚酒三杯。
古代的管理智慧，特别强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就导致用人形同赌博，赌对了就是圣君有识人之明，赌错了就是奸臣误国。没办法，监管成本实在太高，又疑又用显然也不可行。怎么才能给安全多一点保障呢，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制衡：领导才不在意下属谁对谁错呢，只要有矛盾就好。
唐玄宗就很会这样做事，把告发安禄山谋反的人直接送给安禄山了。唐玄宗长期都陷入齐威王的处境里边：唐玄宗本人相当于齐威王，安禄山和杨国忠分别扮演田忌和邹忌的角色，只是唐玄宗终于没能把平衡玩好。
《资治通鉴》不爱讲权谋术，所以关于田忌和邹忌的较量，删掉了原始材料当中很关键的一句话：“为人卜者亦验其辞于王前。”（《战国策·齐策一》）邹忌不但抓了问卜人，还传唤了算卦先生在齐威王面前和问卜人对质。这就意味着，齐威王审理了这个案子，而案子只要一审，无论审理结果是什么，给田忌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领导不信任我。
我们可以把问题拓展一下：如果齐威王既想审理这个案子，又不想引起田忌的猜疑，可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下一讲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