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一「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卡倫.霍妮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卡倫·霍妮，醫學博士，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新佛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專家之一。霍妮是社會心理學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她主張以文化決定論取代佛洛伊德的生物決定論，她是精神分析學說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她相信用社會心理學說明人格的發展比佛洛伊德的概念更適當。著作有「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我們內心的衝突」，「神經症與人的成長」，「自我分析」等作品。

本書用通俗的語言，犀利剖析這個時代的病症，引導自我重建。焦慮，抑鬱，迷茫，孤獨，社恐的救贖之書！

我們說一個人是神經症患者所依據的標準，是看這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們當下時代所公認的模式。也就是說對神經症患者判斷的標準取決於地域和文化背景。比如在大陸上貸款幾十年掏空兩三個家庭的錢包去賣房，在歐洲新西蘭等國家看來也許是不可理解的。只是因為在中國的文化背景房是一種家和根的象徵，同時也是財富和經濟實力的象徵，比如結婚就是要有房。但是歐洲的一些國家認為人來就是享受的，他們工作是為了享受生活，所以避免背負高額的房貸。人們關於什麼是正常的，什麼是不正常的，不僅因為文化不同而不同，而且也會隨著時間，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佛洛伊德的研究研究很有啟發性，曾把我們的怪癖歸結為來自天生的生物力比多，卻忽略了文化因素的印象，以至於做出了很多錯誤的概括和結論。神經症乃是對正常行為方式的偏離和畸變。這一標準非常重要，但卻並不那麼充分。人們可能偏離普遍的行為方式，但卻未必真正患有神經症。比如一名藝術家，她之所以拒絕超過必要的工作時間去掙更多的錢，可能患有神經症，但也可能只是因為比一般人聰明，不願意讓自己捲入爭奪名利的競爭之中。神經症患者包含兩者特質：一是反應方式上的某種固執，二是潛能和實現上的脫節。神經症的動力系統中包含著焦慮因素以及對抗焦慮而建立起來的防禦機制。我們發現焦慮來源於對一些未知事情的預測恐懼，我們暫且交替使用焦慮和恐懼。每一種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環境都會導致某些恐懼，存在於每一種文化中的恐懼通常會因為某些保護性措施，例如禁忌、儀式、風俗習慣等得以抵消。神經症患者的衝突比共同文化的衝突更尖銳，更緊張，。神經症患者試圖達到一種妥協的方式來解決衝突，但是他們的解決方式和正常人相比，更不能令人滿意，並且往往要以損壞完整的人格為代價。

我們一個人對待她自己，朋友，家庭成員，同事等的態度可以粗略的分為

（1）給予和獲得愛的態度。這是我們時代神經症患者的一個主導傾向，就是對他人的稱讚和他人的情愛過分依賴。更有甚者，他們對愛的過分需要，往往同缺乏對他人的關懷、體諒行程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人的這種依賴，乃是內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種表現。

（2）自我評價的態度。由於內在的不安全感，他們有明顯的自卑感和不足感。，並且以多種方式表現出來，，例如他們確信自己的無能、愚蠢、缺乏魅力，而這些想法是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的。這些自卑感可以表現為自怨自艾、憂心總總，也可以表現為把莫須有的缺陷視為當然的當然的事實，而在上面無休止的浪費心思。另外一方面，這種自卑感可能被隱藏起來，表現為一種誇張的補償性需要，出風頭的頑固嗜好，或者用各種在我們社會文化中贏得尊敬的東西來引起他人和自己的重視。

（3）自我評價，即自我肯定的態度，它往往涉及明顯的的抑制作用。這裡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種肯定自己或肯定自己主張的行動，而不意味著任何不正當的慾望和追求。神經症患者表現出大量的抑制作用，抑制自己表達願望和追求，表達意見，選擇願意與之交往的人，以及正常人的接觸等。即使他們明確意識到什麼是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存在種種抑制傾向，即不能形成意見，不敢表達哪怕僅僅只是涉及個人利益的願望。

（4）於攻擊性有關的態度，這是一種與自我肯定恰恰相反的態度，即一種反對、攻擊、貶低、侵犯他人的行動，或無論什麼形式的敵對行為。表現方式為喜歡攻擊、支配、挑剔他人，喜歡欺騙別人和尋找別人的過錯。具有這種心態的人大部分意識不到自己的攻擊傾向。另一種表現方式是容易感受自己受到欺騙，被人管制，遭人責怪，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或屈辱，而這僅僅只是一種心態，認為整個世界都在欺負、虧待他們。

（5）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分為性行為的強迫需要和對性行為的抑制作用。

前面我們把焦慮和恐懼作為同義詞。事實上，恐懼和焦慮都是對危險境況做出情緒的響應，還伴隨著種種顫抖、出冷汗、劇烈的心跳等生理反應。恐懼乃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得不面對的危險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應，而焦慮則是對危險的不相稱的反應，或甚至是對想像中的危險的反應。在恐懼的情況下，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和客觀外在的；而在焦慮的情況下，危險則是隱而不露的和主觀內在的。在我們文化中有四種逃避焦慮的方式，分別是把焦慮合理化；否認焦慮；麻醉自己；迴避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思想、情感、衝動和處境。

把焦慮合理化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解釋。它的實質是把焦慮轉化成一種合理的恐懼。

第二種方式是根本上否認焦慮的存在。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否認它，即把完全排除在意識之外，我們並不能真正擺脫焦慮。

麻醉自己來緩和焦慮，人們可以有意識地、不加掩飾地通過酒精和藥物來達到麻醉自己的目的，但是還可以通過對孤獨的恐懼而投身於社會活動中，拼命沈浸於工作中，乃至性行為。

第四種方式是最徹底的方式。

意識到抑制作用：

a.我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願望，然後才能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能力。

b.抑制作用在個人生活中行使著如此重要的職能，以至她寧可堅持認為這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例如，如果一個人身上有一種於競爭性工作相關的巨大焦慮，這種焦慮使她在經過種種工作嘗試之後，最終變得疲憊不堪，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堅持認為自己不夠強健，不能勝任任何工作。這種信念保護了她，而如果她承認她身上有一種抑制作用，那麼她就不得不重新回到工作，從而將自己置於可怕的焦慮之中。

c.回到我們的的文化因素上。如果個人的抑制狀態符合文化所贊同的形式，符合存在的意識形態，那麼個人也就根本意識不到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

我們可能仍然能夠做某些事情，然而與這些事情相關的焦慮，卻對我們的行動本身發揮著某種影響。首先，從事某種我們感到焦慮的活動，會產生一種緊張感、疲勞感或衰竭感。其次，於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使那種活動的功能受到損壞。再次，於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破壞這種活動可能產生的歡愉。